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104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到英勇无畏的抗日战争，再到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伴随党的革命历程，红色电波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福建省建宁县是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祥地，见证了中国红色无线电通信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激励大家传承和弘扬红色电波精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特刊登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红色电波故事4则。
红色电波从这里发出
“嘀、嘀、嘀、嘀、嘀、嘀……”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场景，大都在中国革命历史影片中才能听到，才能看见。然而，走进建宁县红军无线电通信陈列馆，映入眼帘的不仅仅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还有那一声声无线电波从战火纷飞的年代“穿越”至今，久久回荡，让人无不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如果说，1901年12月12日随着“嘀、嘀、嘀”三声短促的讯号从英国传到2500公里外的加拿大，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跨过大西洋的无线电波。那么，1931年6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建宁与江西兴国之间实现了红军史上的第一次无线电通信，这个声音堪称中国军史上“永不消逝的电波”。
怎能忘记，革命初期，中央苏区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各区间的通信问题。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红军主要靠司号、旗语、烟火进行联络，距离远的则派通信员徒步传递。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后，在毛泽东、朱德的高度重视下，利用收缴来的“一部半电台”，中央苏区无线电通信成功起家。
不久之后，这一部半电台就派上了用场。1931年4月，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报务员利用这一部半电台侦听到敌军行动计划，向红军提供了准确详细的军事情报。5月，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富田打到福建建宁，五战五捷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为此，毛泽东豪情满怀地写下了“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宏大诗篇。
5月3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建宁成立无线电总队，毛泽东总政委、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培训班为大家鼓劲。在那个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毛泽东对无线电队伍寄予厚望，他再三勉励大家要当好“革命的千里眼、顺风耳”。
不能忘记，1931年6月2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当时值班的报务员曹丹辉在日记里记下了这重要的一刻：“1931年6月2日，晴，于建宁城……下午7时，我与报务员伍云甫值班，收到江西兴国总后方办事处发来的电报，收报时杂音很大，但我们终于抄下来了。这是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无线电通信啊！每个报务员都万分兴奋。”这段日记标志着红军从此结束了没有无线电通信的历史，而建宁由此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发祥地。正是有了这样的“红色电波”，在漫漫的长征路上，红军就如同“打着灯笼走夜路”。从此，无线电通信真正成为指挥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如今，当我们回望那段可歌可泣的革命历史，不禁为“红色电波”承载的讯息、信仰与牺牲所震撼。它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信仰的力量和科技的力量始终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源泉。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我们仍需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用科技的力量，继续传递新时代的“红色电波”，让信仰之光与信息之光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划破暗夜的黎明密码
当我们用5G网络传递信息时，大家可曾想过：94年前的闽赣山区交界处，一群年轻人用铅笔和竹筒，在漏雨的阁楼上书写着改变历史的密码？当第一缕无线电波穿透1931年的硝烟时，它不仅连通了被封锁的苏区，更在历史的长卷上写下了“中国革命从这里连接世界”的传奇。
让我们把时光回溯到1931年5月31日的深夜。建宁县城西门外的指挥部里，昏黄的煤油灯下，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正用铅笔在地图上画出一道道深痕。红军总司令朱德俯身查看刚缴获的两部电台，金属外壳上还残留着灼痕。总前委第五次会议记录里，“无线电总队”被重重圈点：中国革命史上第一支成建制的无线电通信部队即将诞生。
“你看建宁的地势。”朱德突然抬头，指向墙上的地图，“以丘陵山地为主，闽江支流穿城而过，正是架设天线的好地方。”顺着朱德的指尖望去，毛泽东的目光停留在溪口的坐标点上。此刻，溪口的最高点——青云阁，正被月光镀上银边，檐角铜铃在夜风里轻响，等待着改变命运的时刻。
次日，红一方面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王诤带着报务员，随红军总部进驻青云阁。王诤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转头对队员笑道：“咱们要在这里架起‘千里眼’了。”大家拿起工具将灰尘扫净，用桐油纸修补漏雨的屋顶，在阁楼上支起工作台，小心翼翼地将电台摆放好。机务班班长刘寅带着战士翻山越岭，砍来毛竹制作天线支架，用麻绳固定在阁楼飞檐上。为了防潮，他们把蓄电池埋在阁楼下的沙坑里，用竹筒引出电线。
6月的暴雨夜，天线被雷电击断，王诤带着三名机务兵冒雨攀上阁楼，用竹竿挑起临时天线。闪电劈开夜空的瞬间，曹丹辉看见王诤被雨水浸透的军装下露出裹着纱布的半截胳膊——那是搬运设备时被铁丝划伤的。“再坚持十分钟！”王诤的吼声混着雨声，“后方办事处的同志正在等我们！”
艰苦卓绝的岁月里，战士们凭借着无畏的勇气、顽强的毅力与坚定的信念，在青云阁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让电讯事业在建宁这片红色土地上扎根生长。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设在溪口杨家屋，20余名学员用报纸边角练习抄报。铅笔短得握不住，就用竹筒套着写；没有电键，就用左手拇指模拟敲击。报务员曹丹辉回忆：“那时我们每天要练8小时，手指磨出了血泡，蘸着盐水继续练。”
学员李白原是江西兴国的篾匠，为了参加训练，步行三天三夜赶来建宁。王诤亲自示范发报手法：“手腕要像钟摆一样稳，不能带半点颤抖。”学员白天练习收发电报，晚上还要学习电学原理和密码编译。没有教材，他们就用缴获的国民党《电报新编》改编成讲义。
1931年6月2日黄昏，当曹丹辉收到江西兴国总后方办事处第一次发来的电报时，整个电台沸腾了——这是红军史上首次无线电通信联络。朱德激动地说：“我们终于能打着灯笼走夜路了！”
如今，站在青云阁旧址前，仿佛还能听见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在耳边回响：“无线电是咱们的‘鲁班石’，架起了苏区与中央的桥梁。”那些在煤油灯下破译密码的年轻人，那些用生命守护天线的机务兵，那些在硝烟中传递情报的报务员，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编织的红色电波网络，不仅改写了反“围剿”的战局，更铸就了我党我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精神丰碑。
假传“圣旨”避免一场血战
1935年，那个危机四伏的春天。当时的中央红军，正经历着长征路上最危险的时刻——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围追堵截，飞机大炮轮番轰炸，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赤水、乌江的浪涛。在贵州的崇山峻岭间，这支疲惫不堪却意志如钢的队伍，又一次陷入了敌人的重重包围。然而，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一个关乎红军命运的惊天谋略正在酝酿。
中革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和他的战友们，用一封精心伪造的“假电报”，在敌人的铁桶阵中撕开一条生路，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3月30日凌晨，军委二局破译了一份紧急电文：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部六个精锐师正向红军渡江地点急速推进，预计次日午时即可到达。而红军全部渡过乌江至少需要三天时间。形势万分危急，红军面临背水一战的绝境。
作战室里，煤油灯的火苗不安地跳动着。曾希圣面对作战地图上密密麻麻的敌军标记，意识到常规战术已无济于事。他召集曹祥仁、邹毕兆等破译专家连夜研究，将连日来截获的数十份蒋介石电令铺满桌面，逐字逐句分析其行文特征和密码规律。
“必须出奇制胜！”曾希圣拍案而起。经过缜密推演，一个惊险至极的战术构想逐渐清晰：利用掌握的密码本和蒋介石行文习惯，伪造一份调兵手谕。但如此重大的战术欺骗，必须得到中央首长的首肯。
黎明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作战室里听取了这一大胆方案。毛泽东仔细询问了每一个技术细节：“电文语气能否以假乱真？”“敌军收报后识破的概率有多大？”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深吸一口烟，与周、朱交换眼神，最终拍板：“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策。这个‘假传圣旨’的妙计，我看可行！”
回到二局办公室，曾希圣亲自执笔拟写电文。他模仿蒋介石的口吻写道：“周、吴两纵队：据确报，匪主力已西窜。着你部即刻转向打鼓新场方向追击，务于明日午时前到达指定位置。贻误军机者，军法从事！中正手启。”曹祥仁将电文译成密码时，特意保留了国民党军电文惯用的校验码。邹毕兆则选择在凌晨4时敌军电台换班时，用缴获的国民党军电台波长发出这封“委员长急电”。
发报后的等待格外漫长。直到中午时分，侦察兵传来捷报：敌军主力果然调转方向，朝着完全相反的打鼓新场开去！红军赢得了宝贵的渡江时间。三天后，当最后一名红军战士安全渡过乌江时，追击的国民党军还在百里之外的山路上徒劳奔波。这封假“圣旨”，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它不仅展现了红军指战员在绝境中的非凡智慧与勇气，更体现了红军在绝境中不屈不挠、勇于创新的精神。正如毛泽东后来评价的那样：“我们的同志能在敌人的电台里‘借兵’，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
九十余载风云激荡，那电波中跃动的信仰与智慧，早已化作跨越时空的精神密码——在新时代的征途上，它依然在叩问：当挑战如潮涌来，我们能否以同样的胆识与创新，在历史的答卷上写下属于这一代人的“渡江传奇”？答案，就藏在永不褪色的红星里，藏在代代传承的火炬中！
制造“玻璃杯”的红军英雄邹毕兆
在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年代，有这样一支特殊部队，他们不是冲锋陷阵的尖刀连，却是决胜千里的智慧团；他们不持钢枪火炮，却让敌军的核心机密如同玻璃杯中的清水般一览无余——这就是中央军委二局的无线电侦察英雄们。毛泽东同志曾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指破译敌人密码工作。今天，让我们走近“破译三杰”之一的邹毕兆，聆听他用智慧铸就“玻璃杯”的传奇故事。
故事还得从1930年说起。那年，湘西大山里的放牛娃邹毕兆扔掉牧鞭，跟着红三军团走进了革命队伍。因为读过私塾，记忆力相当不错，又有一股能吃苦、敢拼搏的劲头，半大年纪的邹毕兆很快就脱颖而出，被推荐到中央苏区红军无线电训练班培训学习，并很快成为报务员中的佼佼者。
1932年10月，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在福建建宁成立了，这是我军第一个无线电侦察单位。彭德怀闻讯，立马打电话给曾希圣，说要“送一个好脑袋”，而这个“好脑袋”就是时年只有17岁的邹毕兆。进入军委二局之后，邹毕兆很快投入到紧张的密码破译工作中。在油灯熏黑的土屋里，邹毕兆将摩尔斯电码刻进了生命。战友们常见他蹲在墙角，用树枝在地上画满长短不一的符号，把字母、数字、文字等编成密码本反复演练。很快他就想到了办法，将破译敌军密码的方法归纳为代替法、加乱数法、错位法并进行综合运用。当其他学员还在为“嘀嗒”声手忙脚乱时，他已经能闭着眼睛抄收电报。
1933年2月，蒋介石亲自跑到南昌，调集50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气势汹汹向中央苏区逼近，发动第四次“围剿”，7万红军面临50万敌军重压。开战前，蒋介石的中央军专门更换了特别密码，这密码的代称特别“猛”，叫“猛密”。然而，中央军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以为很“猛”的新密码，没多久就被邹毕兆破译了。27日拂晓，红军在黄陂大山布下天罗地网。当敌军两个师走进伏击圈时，山谷间骤然响起冲锋号。此役全歼敌军两师，缴枪万余。败军之将陈诚急得吐血，蒋介石在日记中哀叹：“此乃平生未有之隐痛。”而红军战士传唱着新编歌谣：“神机妙算二局郎，密电破得哗哗响；白军变成睁眼瞎，红军好比诸葛亮！”此后，国民党军的许多行动在我军眼里，就如同“玻璃杯里的宝”，看得清清楚楚。
在1934年建军节那个星光璀璨的夜晚，年仅19岁的红军战士邹毕兆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在为这位年轻的密码破译专家颁奖时，周恩来同志握着他结满老茧的手说：“你们是插在敌人心脏的听诊器啊。”如今，这枚红星奖章静静地陈列在军事博物馆里。玻璃展柜中，那些泛黄的密码本上的符号，无声地诉说着当年那群“玻璃杯制造者”如何用智慧穿透迷雾，在电波交织的战场上，为革命的胜利点亮一盏盏明灯。
光阴流转，邹毕兆们用青春与智慧锻造的“玻璃杯”，早已超越了战争的硝烟，化作一面照见信仰与创新的明镜。今天的我们，站在数字时代的浪潮之巅，更应读懂“玻璃杯”背后是智慧的凝聚、信仰的淬火与创新的突围。正如红星奖章上的光芒，既照耀着硝烟中的密码战场，也指引着新时代的长征路——因为革命的“玻璃杯”里，永远盛满赤子的肝胆与时代的答案.
来源：人民邮电报 2025年07月03日
